張履謙:一輩子跟藍天打交道

張履謙:一輩子跟藍天打交道

  張履謙

  8,7,6,5,4,3,2,1,點火,起飛。

  近日,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將中國科學院空間科學(二期)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首發星——微重力技術實驗衛星發射升空。

  遠在北京的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科技委顧問張履謙,雖然不能像以前一樣前往現場,但依然時刻關注著該衛星的發射動態。

  “自1949年以來,我見證了祖國航天事業從無到有、由弱變強,我自己的工作也由研制轉向咨詢論證,始終不變的是為祖國富強貢獻綿薄之力的志愿。”張履謙說。

  在硝煙中

  發展電子對抗事業

  上世紀30年代,親眼目睹了在飛機轟鳴和炮彈聲中四處逃難的民眾,幼年的張履謙便立下“為中華崛起而讀書”的鴻志。

  在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專業學習期間,張履謙時刻找機會,希望親臨祖國建設一線,但未能如愿。1951年,剛剛畢業被分配到軍委通信部的張履謙終于等來了一個機會——希望他能解決抗美援朝戰場雷達抗干擾的問題。

  那是張履謙第一次看見雷達。于是,他不眠不休,從工作原理開始,了解雷達以及干擾機襲擊雷達的過程。張履謙想,當干擾機干擾雷達頻道時,為什么不能跳到另一個頻道工作呢?不妨用“跳頻”的方式,跟干擾機打個“游擊戰”。

  方案有了,卻面臨設備難題。當時倉庫中只有幾個燈泡、幾根導線。這可愁壞了張履謙,他轉頭發現窗臺上的空罐頭瓶,“有辦法了!”看似不起眼的“罐頭加麻繩”居然做成了跳頻裝置,施展了“小米加步槍”般的本領,成功避開了敵機干擾。

  這次經歷讓他“迷上”了雷達,“沒人才、沒儀器、沒設備”的局面激起了張履謙的挑戰欲,促使他展開了深入研究。此后,全軍的雷達都交到張履謙手上,當時他還不滿30歲。

  這些經驗和專業知識在“兩彈一星”研制時再一次派上用場。

  上世紀60年代,“兩彈一星”研制工作進入關鍵階段,國外的U-2偵察機時不時飛往研制現場,獲取進展情況。可U-2偵察機飛得高,普通的高射炮打不到。我國的雷達一打開,U-2偵察機聽見聲音就逃走了。因此,張履謙等人制定了近打快打的策略,研發出抗干擾的雷達系統。一連擊落5架U-2偵察機后,國外的偵察機再沒出現在“兩彈一星”研制現場的上空。

  “沒有抗干擾能力的雷達相當于一堆廢鐵,現在的導彈、電子武器、衛星都應該重視干擾問題,重視電子對抗技術。”張履謙說。

  在質疑中壯大國防科技力量

  上世紀60年代末,美國全球定位系統(GPS)開始部署。張履謙等科研人員并未在研制出“兩彈一星”的喜悅中停留,而是開始思考下一個科學問題——中國如何建造自己的衛星定位系統。

  美國、俄羅斯、歐洲的論證一致認為覆蓋全球的衛星定位系統大概需要30顆衛星。這個數字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天文數字。張履謙說,當時中國研制發射一顆衛星大概需要10年,30顆衛星意味著300年時間。中國等不了。

  張履謙注意到,國際科研界還有一個設想——兩顆衛星實現定位。

  “國際沒人做,不代表實現不了,也不代表中國不能。”于是,他將目標不斷拆解成一個個科學問題,經過攻關,終于在上世紀80年代搞出了雙星定位系統,并為北斗導航系統的研制奠定了基礎。

  全球定位的質疑得到了答案,但新世紀神舟八號飛船與天宮一號的對接著實讓張履謙備感壓力。這次對接是中國第一次飛船與空間實驗室的對接,國際專家看到對接方案后認為不可行。

  到底可行與否,這套方案論證工作很難,要模擬飛船和空間站高速飛行場景,并完成對接任務。張履謙臨危受命,展開了艱苦的論證工作。最終,他證實了方案的可行性,并提出了防風險建議。此后,載人航天工程的對接都沿用了該方案。

  “天上穩定性需要地面下功夫,要求科研人員反復做實驗,確保數據的準確性、覆蓋性。這是一項艱苦、細致而又反復的工作,科研人員要有耐心。”張履謙說。

  留住人才 培養人才

  隨著年齡的增長,張履謙的工作逐步由科研向咨詢論證轉移。當談及中國的航天事業如何更進一步發展時,張履謙毫不遲疑,“要繼續加強基礎研究。打好基礎,進步才有希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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